哄抬价格违法经营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何玉英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院硕士生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哄抬物价行为。我国对此类行为采取“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双重处罚机制。在数额的司法认定中，应区别对待“违法所得数额”和“违法经营数额”。在计算违法所得时，要结合对“哄抬物价”程度的调查，参照差价率进行计算。未公布差价率的，应结合市场情况综合判断是否为哄抬物价。具体数额依据行政法和刑法判断，进而判断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要件的“大幅增加”。包括非法经营数额较大的案件。

关键词：疫情防控 哄抬物价 违法经营 数额认定 司法认定

一、提出的问题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市场对口罩、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用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疫情初期，市场产品库存严重低于市场需求，厂家短时间内无法生产。足够的防疫物资。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规律。然而，一些企业趁机囤积并抬高价格。这种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损害消费者利益、侵犯市场秩序的角度，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此类行为，2020年2月6日，两中、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碍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额违法所得。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明确“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双重处罚机制 疫情期间哄抬物价。为防止非法经营罪成为“袖珍罪”，需要明确“非法所得数额”和“非法经营数额”的定罪标准。

二、实践现状分析

(一）案例数据分析

系统分析截至2021年4月24日，法院已判决公布的14起哄抬物价暴发期间违法经营罪生效的判决、裁定。涉及的防疫物品主要是口罩、酒精、消毒液、熔喷布，以及防护服和额温枪。在某些情况下，犯罪项目不止一种（具体比例见下图1）。哄抬物价的比例从几倍到30倍不等。最低违法经营金额2万元以上，最高可达80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金额从1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上不等，量刑一般较轻，实际刑期从6个月到3年不等。大多数集中在一年左右。以有期徒刑为基础适用缓刑的比例为46%。

图1

上述数据是涉及法院判决的重要信息。其中，“违法所得数额”、“违法经营数额”和“哄抬物价差价率”是确定具体刑法和罚款的重要依据。

(二）行为的诱导

1.直接双倍价格

直接将售价定为购买价格的数倍是哄抬物价违法经营罪中最常用的手段。疫情期间，对口罩、酒类、蔬菜、肉禽食品等商品的哄抬价格，最直接、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抬高价格。在有效案例中，进价1元或0.5元的口罩涨价5元以上非法经营5万元应该怎样定罪，涨价10倍以上。上海部分团购商品的价格比日常价格高出3-5倍甚至更高。一些团购商户趁着疫情抬高价格，提供劣质商品，牟取暴利。

2.间接提高商品价格

各种高额“代理费”、“快递费”、“排期费”、“跑腿费”、“快递费”、“导购费”、“代购费”、“渠道费”、“团购费” 、“替代费”等，消费者获得的产品实际价格远高于标价，变相抬高了产品价格。随着网络购物和物流行业的发展，这种抬高价格的新方式已经成为商家暴利的新方式。

3.捆绑搭售抬高商品价格

强制捆绑商品是经济法上的违法行为。疫情防控期间，此类强制捆绑行为屡见不鲜，如购买口罩捆绑消毒水、购买抗疫药物捆绑口罩等。对其他产品，特别是滞销产品或过期产品进行强制捆绑销售，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变相抬高商品价格，构成哄抬物价。

三、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识别

(一）关于“金额”的确定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意见》规定的犯罪要件之一。“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与“违法经营数额”密不可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认定非法经营罪“违法所得”的研究意见》中明确，“违法所得”是指获利的数额，即取得的总额由行为人非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扣除其合理支出中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部分后的余额。

000元或10000元的非法收入，达到任何一个标准都是犯罪。这就明确了两个数额，比如将“违法所得数额”与“违法经营数额”混为一谈，势必造成混淆，影响相关案件的正确处理。

(二）点差率的识别及作用

1.扩散率的确定

在非法经营哄抬物价罪中，被定罪的理由是，因物价上涨而获得合法利益以外的非法利益。这是与一般非法经营活动不同的特殊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此类非法经营犯罪下，价格由成本+合法利润+非法利润构成（模型见下图2，模型条件下总收入假设相同）。

图 2

关于如何在市场波动影响下计算合法利润，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相关规定。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地也出台了一些计算标准，各地标准不一。比如非法经营5万元应该怎样定罪，2022年3月25日，上海市发布关于认定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了差价率的范围，并采取了2022年3月19日（含当天）作为标准日。已售出的品种有不同的标准。

例如，在生产成本和采购成本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22年3月19日（含）前7天（含）销售利润率不应高于正常销售利润率。又如，4月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文件称，购销价差超过经营者交易的同种商品或类似产品的最高购销价差。 4 月 11 日前 7 日内的交易场所，并有交易证据。该费率被视为哄抬物价。在未规定具体差价率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法院将成本金额认定为合法利润金额。实际上，

2.传播率的作用

通过对已生效案件的研判发现，法院在认定违法所得数额时，往往以差价率作为参考标准。一经构成哄抬物价，所有违法经营金额扣除成本后均确认为违法所得金额，不予扣除。合法利润。笔者认为，哄抬物价一旦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整个销售行为下的金额是社会危害性的，不仅超过合法利润的部分是社会危害性的。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在疫情状态下，通过低价采购产品、翻倍价格获取暴利，这里的暴利包括除了成本之外的所有部分。所以，

（三）“哄抬物价”的具体认定

对于非法经营罪中“哄抬物价”的认定，哄抬物价比例的认定是认定“数额”的依据。该行为是否构成哄抬物价，应坚持从行政到刑事的判决。首先，要结合国家总局发布的《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条例​​》和《关于查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指导意见》。 2020年2月1日市场监管（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相关规定，这些行政文件明确了哄抬物价的具体行为，并在《指导意见》中规定，以1月19日为基准日，对价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上文还谈到，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指导意见》后，一些地方政府、市场监管局等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了价差的参考日期。但是，文件中对“大幅改善”的表述含糊不清。判断是否“显着增加”，不仅要根据价差的规定，还要考虑市场可能出现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市场供应减少、进货渠道受阻等原因。以行政违法为由，

四、结束语

对于哄抬物价的具体“数额”的认定，需要在行政文书和刑法文书之间来回穿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